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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戈尔巴托夫的卫国战争

归档日期:09-05       文本归类:岛屿进攻战役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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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研究了我们军的各个师团。它们的实力逐渐增强,但我感到它们之间不能真正地协同,在我看来,水平不高。越是深入了解,我越是肯定了部队缺乏必要的秩序、组织和纪律。更糟糕地是,指挥员们没有认识到这些缺陷。回到军部,我豪不夸张,但明确精要地向军长汇报了我的所见。他完完全全同意我的说法。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补救——战争降临了。

  人人都知道战争即将来临,我们的战士很少有人报有战争可以避免的希望。然而,当宣布敌人的飞机轰炸了日托米尔、塞瓦斯托波尔、考纳斯和明斯克,以及许多铁路枢纽和机场,敌人的师团越过我国边境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措手不及。这也反映了我军在思想政治方面准备不充分。

  我自己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多么幸运,我及时恢复了自由和力量。但我立刻就想到了妻子,对她来说这又是多么大的打击。我还能见到她吗?我给妻子打了电话,倾听她的声音。尽管很悲伤,但她还是竭力让我开心: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最近三个月她过地很幸福,她现在有足够的勇气期待胜利的那一天。

  战争的第一和第二天,我们的各师准备进入战斗状态。没有任何好消息。6月25日,我们听说敌人占领了Kaunas和Vilnyas。第聂伯河东岸出现了难民――整村的人从西乌克兰逃难过来。我们猜测由于德国人已经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的工业,再加上其进攻的突然性,使其推进相当快。当然,事实也就是这样。但是,我早先的担忧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战争还没有开始,我们就失去了那么多有经验的指挥员,这仗怎么打呀?无疑,这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没人提起。有人甚至仍然假装认为1937和1938年“清洗叛徒的军队”使军队更强大。

  我军的各师起初集结在基辅附近的森林里,明斯克失守后, 我们又回到了第聂伯河东岸,然后在Darnista和Brovara乘火车以转隶西方面军。我也坐上其中一辆火车。停车的时候,我走进一个个车厢,给战士们讲27年前我怎样第一次参加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我坚信自己不仅不会被打死,而且都不会负伤。1915年,大战的第二年,俄国军队什么国产的东西都没有:马鞍是加拿大的,靴子是美国的,枪是日本的,这些进口的东西还是不够用,但我们打地很好。现在,由于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我们拥有了苏维埃的武器,保卫我们自己的工农国家,如果仗打地还不如旧俄士兵的话,就丢脸了。

  我听军官们说,有些人是从预备役征召的,不熟悉新式武器,我命令用拖延的停车时间紧急进行训练。我们甚至组织了实弹演练。 车头和车尾都有防空观察员并装备了机枪,但是,每次空中出现哪怕是单飞的敌机,也要停车,没有特殊任务的人都要下车散开到田野里。敌机飞走后,吹号集合,战士们不慌不忙回到车厢。我认为这是极端胆怯和纪律涣散的现象,军官对指挥他们的部队准备不足,党的教育工作缺乏力度和热情。

  我们的火车在斯摩棱斯克堵了好几个小时。跨过铁道,我看到了第19集团军司令I.S.科涅夫中将, 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报告了我们军车的到达。他仔细看了看我,说:“我想,1935年我们在索契疗养所时是邻居吧?” 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又说:“你比那时侯瘦多了。” 我回答说我还未能彻底恢复健康。 “能在前线见到老战士真是太好啦,哪怕不是熟人呢。”将军说,“如今很难遇到啦。” 他向我简要介绍了西方面军的局势,告诉我维贴布斯克已经被敌人占领,命令我尽量防守维贴布斯克周围地区。他祝我好运,然后就分手了。见过科涅夫之后,我陷入沉思。为什么会这样,1936到1937年还指挥一个团的人现在指挥一个集团军,或担任方面军副司令,以前负责一个师的人现在却指挥整个方面军,而I.S.科涅夫,我军最有经验的指挥员之一,1935年就指挥一个步兵军,而现在却仅仅指挥一个集团军?

  载着25步兵军的列车把部队运到了维贴布斯克东南部。不待各师集结完毕――更别说整个军了――团和营一下车就在距离维贴布斯克40英里的占领了阵地。 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特别是第一个月里,你经常要习惯听到“我们的侧翼被包抄了”,“我们被包围了”,“伞兵在我们后方降落”等等。不仅是士兵,而且没有打过帐的军官也很容易轻信谣言,这在现代战争里很常见。一天早晨,我听见维贴布斯克方向传来了炮火声。我提醒军长注意,并且得到他的批准前去察看。沿着公路,我开始遇见小股的疲惫战士向东方向移动。当我问他们去哪里做什么时,得到的是含混的答复。我命令他们向后转,和我一起走。我遇到越来越多的部队向东撤退,不得不时常停下来。我对他们说他们应该感到惭愧,并且命令他们转回去。我开始感到出了烦,现在急需找到团长。我厌倦了拦截和盘问战士,现在急需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把车开到距前线团正在无秩序地撤退。在士兵的人流中,有几个面带愧色的不同级别的军官。不时地有敌人的炮弹在田野里爆炸,没有威胁到我。我下了车,大喊:“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当所有人都停下脚步,我命令道:“所有人,向后转!”等所有人都转身面向敌人,我让所有人原地卧倒。然后,我集合了军官,试图搞清撤退的原因。一些人说收到了上级的命令,另一些人说“我们看见别人都撤退了,我们也就撤了。”在躺在一边的战士中传来一个声音:“只看见敌人的火力铺天盖地,而我们的炮兵什么都没有做。”其他的声音也附和着。我明白了,溃退的一个原因就是炮火倾泻在了尚未适应战争的人们中间,另一个原因是有人传递了并非来自上级的命令。但根本的原因是无能的军官未能制止惊慌失措,并且他们自己也接受了可耻的溃退。我简要地向军官们解释了我的看法,然后命令:“现在,就地建立防线!”

  我问一个营长他们的团长在哪里。似乎团长早晨就的公路左侧在距维贴布斯克2英里,在那以后,没有人见过他。我又向前开了一英里,然后下车步行。我仔细察看了那一带,但没有见到任何人。最后,我听见一声喊,一个军人朝我跑过来。这就是501步兵团的团长,一个叫科斯特耶维奇的人。从不远出的一个散兵坑里爬出来的是参谋长和通信员。“你们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我问团长。他无奈地挥了一下手,回答说:“我完全知道所发生事情的严重性,但我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决定留下来,死在这里,也比没有命令就溃退强。”他佩带着两枚红旗勋章,但他是在退役多年以后最近才应召从预备役转入现役的。我对他说,虽然他有勇气宁死也不离开岗位,但这又有什么用呢?看这这副可怜巴巴的面孔,我感觉很不是滋味。

  显然让这个团回到原来的阵地已经毫无意义, 我叫军官们跟我走,开车把他们送到他的团那里。我指给科斯特耶维奇一处观察所,就各营的部署和火力支援提了建议。命令他挑出人去和各营观察所建立联系。

  在公路右侧的树林里,我找到了军的炮兵团,发现他们还没有让炮进入阵地,团指挥员甚至还没有建立观察所。我把炮兵们集合起来,训斥了他们一顿,下达了必要的指示,让炮兵团的军官和科斯特耶维奇取得联系,告诉他们进行协同。我告诉科斯特耶维奇从每个营派一个排去到他们原先应该守卫的战线,让炮兵指挥员提供炮火掩护。

  回来以后,我向军长进行了详细的汇报。看起来这些情况并不比听取下一列军车顺利卸载的报告留下的印象深。我问162师师长是否知道他下属的501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知道。

  我指出说由我来向他汇报他下属团的情况是很奇怪的现象。我接通了军炮兵司令的电话,问他的炮兵团现在在哪里做什么。 “炮兵团正在维贴布斯克地区为162师501团提供火力支援。”他肯定地回答说。 “你确定吗?” “是的,我收到了报告。”他回答说,声音里多了些担忧和迟疑。 “您应该感到惭愧。您不知道下属团的位置,更不用说您对炮兵团如何执行任务一无所知。指挥军所属炮兵是您的责任。” 军长也在场, 但是没有参与谈线点的时候,我再次听到来自同方向的炮火声。我给162师师长打电话,问他是否听到炮火,如果听到了,为什么不立即前往501团。“现在不必回答我,”我说,“在501团掩护的公路上向我汇报。我要自己去那里。”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这一次,尽管炮弹在该团的战线上爆炸,部队没有沿公路溃退的迹象。于是我开始幻想该团处于良好控制之下,“看起来用不着如此费劲地教一个团进行防御。”可是,当师长和我小心翼翼地察看了该地域,我们找不到该团的影子。师长提出两种可能,一个是他们很好地伪装了起来,或许他们占领了原先的距此2英里的阵地。我们决定把汽车留在公路上,穿过田野和稀疏的白桦林。走了大约半英里,我们爬上一个小山丘,突然3声枪响从身后传来,子弹从头边呼啸着擦过。

  “或许是我们后方的掩护阵地,”我的副官说,“他们以为我们想投降,所以才想我们开火。” 我们转回身,朝着枪响的方向走去。就象几小时前一样,从一个散兵坑里冒出了团长科斯特耶维奇和他忠实的参谋长,还有通信员。

  “是我们开的枪,”团长说,“我们不知道是你们。” 他报告说,炮击一开始,他的团又撤退了,“不过这一次他们没走公路,他们穿过山谷进树林了。” 科斯特耶维奇用小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咕哝着,为他未能强迫他的部队执行命令找借口。这一次,我让他留在原地,并且许诺把我们能追上的人都带回来。

  在山谷里,我们看到深草丛中被踩出了一条宽宽的路――显示了后撤士兵的行踪。只向前走了300步,就看见了十几个正围着篝火烤包脚布,其中4个连武器都没有。我让师长把这些人带回去交给科斯特耶维奇,并把师预备队交给科斯特耶维奇以掩护公路。我和副官继续向前搜罗那些放弃了阵地的人。

  很快,我们就追上了一些散落的正向东面的Liozono和Rudnya村小的分队。我们截住他们,我羞辱他们,咒骂他们,命令他们回去,看着他们不情愿地走回去,然后继续追赶其他人。 有几次,不得不承认,当我追上一群人,命令所有的干部下车。有时,说来难为情,我对待他们中间级别最高的人的态度超过了允许的限度。后来我很生自己的气,但是那时候,说话已经不管用了。

  那一夜,想着501团从自己阵地上后退的样子,我几乎一夜没合眼。那是个很大的团,我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者。但为什么士兵和军官都会溃逃呢;为什么没有人留下来守卫阵地,除了那个撤退命令的小插曲?毫无疑问,部队的瓦解是团长的问题,但我想地更多。为什么师长听到501团地域有交火的声音,却不立即前往该团?他离那里比我近,所以他听到的炮火声一定比我清楚。为什么,至少,他没有在我告诉他那可怕的情况后没有立即前往该团,而是呆在那里直到我把他拉出来,命令他和我在公路上会面?是欠考虑还是根本就漫不经心?

  再有,军炮兵团的军官又怎么样呢?他们知道敌人前几天推进的速度,但是当敌人只有6英里远的时候,他们在卸车以后只建立了休息营地,既没有指挥所也没有观察所。甚至当炮兵团司令部看到步兵在无秩序的溃退,甚至他们已经看到敌人的炮火在身旁倾泄,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却无动于衷。

  对我来说,刚刚回到军队,这一切看起来就象一场恶梦。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停地抗拒着那个顽固的想法:“想必是1937年和1938年瓦解了士兵对军官的信赖,现在他们以为是被一群‘人民的敌人’指挥着?不可能。更可能的原因是那些没有打过仗的军官缺乏经验,工作中生搬硬套。”这个想法让我不得安宁。我决定早晨的时候在政治部主任在场的情况下同军长坦率地谈一谈。话是谈了,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事情发展地太快了。 在第聂伯和会战的时候, 戈尔巴托夫的第3集团军从布良斯克方面军转隶给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方面军。为扩大索日河西岸的登陆场而战。此前该集团军的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在难以通行的地形条件下向前推进了很远。官兵们十分疲乏,各部队和兵团减员严重,但战斗力仍然很强,而取得的战果也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斗志。集团军司令员及其司令部也斗志昂扬。他们明白,在这种条件下想喘息一下是不可能的。

  罗科索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军人的天职》中这样评价他:戈尔巴托夫是个很招人喜欢的人 。他是个勇敢、善于思考的军事指挥员,是苏沃洛夫的狂热崇拜者。他特别重视战斗中的突然性、动作神速、远距离奔袭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将这些品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戈尔巴托夫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学苏沃洛夫的榜样——拒绝享受任何舒适的生活条件,在士兵灶就餐。

  苏沃洛夫的原则对他指挥作战大有裨益。但有时戈尔巴托夫对这些原则的理解过于机械,不考虑条件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在我们时代,要前出到敌人侧翼和后方己不那么容易,因为集团军已十分庞大,而战线十分严密。要突破敌人的阵地,一个集团军常常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同时有几个方面军参加的大规模战役。而现在就正是在进行一次这种大规模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戈尔巴托夫的集团军是在一个次要地段上扮演一个很次要的角色,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让方面军的主要集团在决定性方向上实施突击。

  戈尔巴托夫是个老指挥员了,他一得到进攻的命令,就立刻投入全部兵力来完成任务。但局势却出乎他的意外,他的努力没能导致他想达到的结果。于是戈尔巴托夫便毫不掩饰地抱怨,说方面军司令员没能正确使用他的集团军。我拜读了他的上诉书并将其寄往大本营。

  戈尔巴托夫这样做,只是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我确信,这是一个真正的、善于思考的军事指挥员,全身心要做好交给他办的事情。既然大本营对他的上诉没有给予答复,我便自做主张,一反惯例,在该集团军司令员面前摊开了所有地图,并详细给他讲解了他的集团军在当时的具体形势下的作用。戈尔巴托夫对我表示感谢,并保证将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任务。

  但是,戈尔巴托夫将军的上诉书经我转交大本营后,看来还是起了作用。于是,大本营便开始将自己的意图及我们部队在实施这些计划中的地位更充分地通报我们大家。 而集团军司令员戈尔巴托夫即使在方面军次要地段上也能有出色的表现。他所率领的第3集团军抓住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了敌军,并紧追不放一举渡过了第聂伯河,而这已是后话了。

  当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60集团军因为冒进而在基辅被德国人三面围攻时,戈尔巴托夫却在为执行最艰苦的诱敌工作,战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却被华西列夫斯基提拔为方面军司令, 这些年轻的将帅那个希望提升一个资历在自己之上的老人呢。 2月10日起,集团军编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 据戈尔巴托夫回忆: 现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战线已经转向西,而我的集团军在右翼,转隶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员是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38岁的大将)。 他第二天就到弗雷恩马克来看我们(戈尔巴托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非常年轻,精力旺盛,信心十足。一见面,他就对(我们)对部队发出的各种指令表示满意。我记得他的原话:“很好,非常正确。”当他听完我对形势的估计并报告了想法后,他再次表示满意。他问我多大年纪,战争开始时指挥什么部队。 “五十四岁,(当时)我指挥一个师。” 他后退了一点,看着我说:“也不错。” 然后他问我来这里的路上遇到的一位师长的名字。因为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我回答起来有些困难。于是他描述了那人的外貌,“他是个很老的人,”他说。 “师长中没有老人。”我告诉他。 “嗯,他大约四十五岁。”

  “如果他四十五岁的时候玩布娃娃,”我说,“那他年纪是有点大了。但指挥一个师,他还不老。”我又补充说,“1914年德国人围攻巴黎时,率领侧翼军队的是布劳和库拉克。一个67,另一个69,他们都打得很好。” 这次谈话之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待我很重礼节。但那又怎样--一个老人!

  1945年2月18日,东普鲁士战役发起前两天,年轻地的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 大将在视察前线的时候中炮阵亡,死在了戈尔巴托夫的怀里,年仅39岁。 攻克东普鲁士后,戈尔巴托夫的第3集团军被纳入了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他回忆道:我们就指望在10到15日内得到补充并且适当修整。但是,四月一日我们收到指令,转向法兰克福-奥得河东北方向。 我们并未因此而沮丧。事实上,我们对此很满意,因为每个人都想参加柏林战役。我们被兵员短缺所困扰,但仍希望在战役开始前得到加强。我们没有猜错,在到达新的集结地域后,部队得到了少量补充,许多人获得奖励,其中一些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中包括我自己。

  我向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朱可夫报到,向他汇报了部队集结的进展。他告诉我对柏林的进攻将在黎明前很早开始,用145盏探照灯照射,将把敌人变成瞎子,把黑夜变成白昼。他说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将在十五里宽的桥头堡发起进攻。他还讲述了把敌人赶出柏林方向的具体措施。我们将在15日内即4月26日到达易北河。 我对在夜间以这样密集的队形进攻可能导致混乱表示了忧虑。而且为什么要把黑夜变成白昼?我还想到(尽管没有说)这样的进攻队形过于密集,想要旋风式地夺取柏林是不合理的。最好是先封锁柏林,然后向易北河推进。 交谈过程中,方面军司令员坚持夜间进攻的意见。然而后来的事实是:进攻并未在夜间,而是在6点30开始。

  我们到达了奥得河-尼斯河一线,并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方面军各部队开始准备柏林战役。到四月十五日,我集团军除个别后勤部门外,都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第二梯队内集结。战役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两个师被安置在正对敌人的奥德河东岸的桥头阵地上,朝向法兰克福方向。

  德军指挥官显然在等待我们进攻。他们在两条河上都建立了牢固的防御--一个纵深的防御地带,有中间地带和狙击点。屈斯特林桥头堡面对的塞洛高地的防御尤其强大。山脊距我们的推进区域仅三里,敌人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进攻阵地。而在柏林的另一面,朝向英美军队的方向,德国人根本没有在柏林和易北河之间建立任何防御。

  德军方面的防御部队是由第三坦克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组成的“维斯瓦”集团军群,以及“施泰因”集团军群的一部分,共有六个师以及无数的辅助单位。除此之外,仅柏林自身就有三道防御,并新组建了两百个营。德国人拿出了整个预备队,高等军事院校及所有军事训练单位,用这些人补充前线%,并且组建独立营。他们还从西线抽调部队,补充到东线,而全然不怕在西线留下空荡荡的阵地--希特勒仍未放弃同英美单独媾和的希望。

  最高统帅部把突破敌人的奥德-尼斯防线,瓦解敌坚固防御的任务交给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伊·斯·科涅夫)和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康·康·罗科索夫斯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于四月十六日投入战斗,敌人的防御被突破。22日,战线推进到大柏林地区的北郊,绕过施特劳斯贝格、Kinbaumm、Buchholz、Belendorf,直至法兰克福北郊一线。同时,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也推进到大柏林地区外围,从南面和西南面绕过了敌人的法兰克福-古本集群。

  此时,我的集团军已集结完毕,接到的任务是在Schoenfeld-Kagel-Bondsdof地区及左翼的Heinersdof-Buchholz-Bindow-Mittenwalde发起进攻,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会师,完成合围,切断法兰克福-古本集群向柏林撤退的后路,并和友邻一起摧毁它。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上将的近卫第8集团军在我们的右翼,左翼是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科尔帕克奇上将的第69集团。

  完成对敌军集群合围的决定是在Jansfolde的古堡中做出的。见证人就是古堡主人的祖先--那些受人崇敬的统治者们,他们从图书室墙上的金色像框中,用呆滞的目光望着我们。

  我们认为敌人的士气已经被粉碎,士兵们只是因为惧怕被他们自己的惩戒者枪毙而继续战斗。因此夜间进攻会比较有利,因为此时军官们很难控制其下属,尤其是在这个森林密布的国家。我们决定23日夜强渡施普雷河和奥得-施普雷运河,4月25日到达柏林-措森高速公路,完成合围。这是个困难的任务。要知道,不仅仅是22里距离的问题,这之间有多大的湖泊由运河相连,而此间仅有狭窄的陆地。然而,任务还是按时完成了。我们的确遇到了有组织的抵抗,但毕竟不象在东普鲁士那样。在完成了合围,开始歼灭被围部队时,我们才遇到了最猛烈的抵抗。

  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占领了一个湖畔长满老松树,有着很多漂亮房子的地区。德国贵族在那里生活了几个世纪,后来他们成了希特勒的仆从。别墅里留守的仆人们挂出了白旗。我们还经常看到自杀的希特勒主义分子。有些人上吊,有些人吞枪,有时还碰到全家自杀的。狂热的纳粹分子先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然后自杀。 在Neue-Mole,我们拿下了功率强大、运转正常的柏林电台,还有些工作人员愿为我们服务。我们还占领了一个制造炸药的工厂和其它一些设备完好的工厂。 4月30日黎明,我们听到了科尔帕克奇将军和维亚切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茨韦塔耶夫上将的第33集团军司令员部队的炮声。被合围的敌军停止了抵抗。

  5月1日,我们奉命在柏林北部边界集结,消灭被围的敌游击队,但是当夜游击队就投降了。于是,我们被派到75公里以外的易北河,指望在三天以内赶到,以阻止希特勒的军队逃向英美军队一边。我和一个师一起行动,追赶朝西北撤向易北河的敌军。我不仅看到拥挤在河岸上被围的德军,还看到他们在不顾一切地用各种方式渡河--汽船、驳船、摩托艇、游艇,还有人只穿着内衣游泳,全然不顾河水的寒冷。我与对岸的美军第102步兵师和一个步兵团的指挥官取得了联系,要求他们遣回渡河的德军。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基于我们本可以向渡河的德军开火,击沉船只,但却怕误伤对岸的盟军而没有这样做。美第102步兵师师长Kitinch少将理解了我的初衷,还回了一大批德国人,还有船只。我代表集团军和我本人,对美军和Kitinch将军本人表示了谢意。美军则在对岸朝我们欢呼,以示问候。

  5月9日晚,集团军司令部举行晚宴庆祝“胜利日”。我在前面提到过,1907年,我曾经发过誓不吸烟、不喝酒、不讲脏话。人们一辈子都在纠缠我,试图劝我喝酒,尤其是战争时期。有一次,我不小心说了:“等我们打赢了战争,我就喝。”说完我就忘了,但同志们没有忘。参加聚会的所有人都坚持说我应该遵守诺言。晚餐在西勃兰登堡最漂亮的别墅的花园里进行。那一晚,为了让同志们开心,我打破了自己的这一誓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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