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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道者 忆林同奇先生

归档日期:06-13       文本归类:道者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林同奇先生从轴心文明关注的“人类存在”问题入手,去发展其晚年的治学道路。虽然他自己仍然停留在中国思想传统的脉络中,但却试图借着史华慈的眼睛,来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

  听说林同奇先生去世的消息,已是头七了。久未与老人联系,听到这个消息虽觉突然,却不意外,毕竟生死如归途。仔细想想,距离他退休之后来到美国,这个对他而言的思想重生之地,已经悄然过去三十一年了。

  至今仍清晰记得,七年前我在波士顿北部的Reading镇与林同奇先生初次会面的情形。那是一个幽静的小镇,乘坐从波士顿出发的通勤列车,出站后,还要穿过小而精致的镇中心。路边是一排排美国乡间常见的木屋,继续前行,走过一片秋日里景色也颇为动人的墓地,就能抵达林同奇先生的家了。隐匿在树丛中的房子紧挨公路,间或有车驶过,但并不嘈杂。与周边一般美国人家些许不同的是,屋外有竹扎的篱笆墙,初次见到,一眼便被这或多或少浸润着东方气息的空间感所吸引,心里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这应就是了”。

  之所以对初次造访的情景有深刻的记忆,或许是因为我对林先生一直有某种难以言表的感恩之情。尽管向其问学的时间不长,并且七年前一别,后来也只有偶尔的电话与邮件问候,但林先生在那段时间对一位后学的提携、启发和鼓励,却是令人感怀的。

  当时的我,正处在对学术与个人生命意义的强烈怀疑阶段。就在这之前两年,因偶然的机会,我在华东师大结识了一位美国政治哲学家——James M. Rhodes教授,Rhodes教授是研究柏拉图的专家,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有幸与他在北京和西安相处一月,在北京长城上,在西安碑林中,我们曾有过多次深入的对谈,启发我良多。在他看来,寻找“超越性”是哲学家的使命,所以他笔下的柏拉图,“宗教”气息十足,只是这种“宗教”气息,更与东方思维接近(沃格林与印度《奥义书》之间存在很深的关系,许多研究沃格林的学者也都认为,沃格林的思想,更容易被亚洲理解)。因受Rhodes教授的启发,才让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与个人精神生命之间的关联。可惜今年初,Rhodes教授也因癌症去世,令人嗟叹!

  因有Rhodes教授的相助,我方有访学波士顿的因缘。但是,在听了列奥·斯特劳斯的得意门生Christopher Bruell讲解柏拉图的数堂课后,我却直觉地感到,这并不是我心目中想要寻找的“哲学”。虽然Rhodes教授也曾说,在美国很难遇到真正的“哲学家”,但是对我而言,寻找精神的出路,本不就是来美国的初衷吗?

  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我想起了哈佛大学退休的、这些年一直在研究史华慈思想的林同奇先生。史氏的著作在国内已有阅读,如那本赫赫有名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经典文本,也是我们硕博士课程的必读书目;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史华慈对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体解,和他那种强烈的“寻道”气质,都让我隐约觉得与他有一种潜藏难言的精神联系。

  后来有机会读到林同奇先生那篇包含思想活力的文章《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无形中也进一步让我对史华慈的思想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正是在这样的因缘推动下,我开始阅读他那本研究先秦思想的名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虽然感到内容精彩,但是其整体的思想脉络,对当时的我而言,仍然是无法把握的。

  既然在柏拉图的世界中寻找不到出路,何不去探访一下这位重视史华慈的老先生呢?正是在这样的动机之下,我便请许纪霖老师代为联系林先生,表达想去上门拜访的意愿,老先生欣然应诺。

  时隔七年,我仍然记得那天初次会面的场景。甫入客厅坐定,寒暄几句之后,便自然谈起此行的目的,谈起了史华慈,以及我当时正在翻译的一本介绍沃格林的著作。或许是林先生觉得孺子可教,他起身走入书房,拿出那本画满红绿色标记的英文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找到一段句子,让我立刻读完,并谈谈想法。

  这样的单刀直入,令人惊讶,因为以“道”相见的情景,在我有限的学术圈阅历中,不仅难遇,且与学界前辈的交往经验,多只流于人际的客套与俗情,而少有那种单纯的对思想的渴求。

  当时林先生究竟问了什么,早已忘记,但结果似乎是,林先生大概感觉这位后生的回答尚不算离谱,便提出若有闲暇,可来家中一起研读史华慈先生的这本名著。此书的中译不算精确,林先生觉得其中许多细微处在译本中并没有体现出来,甚至希望我能发心,参与到这本书的重译工作中去。当时的我,并未立即承允这番重任,一是感觉自己力有不逮,难以胜任,且有另外的翻译工作尚未完成;二是对先秦诸家,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道家,而对书中的儒家部分兴趣缺缺。出于自己的偏好,我只答应将庄子的章节重新尝试翻译。

  从此以后,我便与林先生有了不频繁却密集的交流。不算频繁,是因为见面次数其实不算多;说密集,则是因为每次会面或是电话中交流的内容,都是与史华慈有关,基本没有闲话的余地。老先生有时还会主动来电,与我讨论某段文字究竟有何意涵。对当时的我而言,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心中难免有些惴惴,因为老先生总会问一些我根本不大会注意的细微处,例如文本中某些句子之间起承转结的语气问题。在他看来,史华慈的“秘密”就藏在这些看似简单,实则微妙的语气之中,有些貌似肯定的结论,常常会因为一个连接词而变得意思完全不同。如此细微的文本阅读方式,事后想来,应该是林先生非常尊敬与重视史华慈的思想,才会以对待经典的方式阅读其文本;另一方面,则是林先生的阅读研究习惯就是如此。无论是他翻译《在中国发现历史》,还是对牟宗三《圆善论》的解读,都可以看到林先生的这种文本解读风格的特点,细密而有见解,同时也有思想的大局观,使得看上去琐碎的解读,最后仍能归于某些宏大的思想关切。对林先生治学的这些体会,我当时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而是很久之后才慢慢体悟出来的。

  正是在这般往复问学中,我对林先生眼中的史华慈,开始慢慢清晰起来,也逐渐了解他为何如此“痴情”地投入对史华慈思想的研究中。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史华慈大概算是一个异类。其最初的博士论文研究,不过是顺应二战时期美国想要了解“为何在中国兴起”的疑问。在研究过程中,史华慈开始对中国思想的特质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才有了他在1964年出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在这本书中,史华慈没有采用中国学者习以为常的“现代化预设”,把中国当做一个近代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将严复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和对话者,来观察近代这场民族主义“富强运动”的内在逻辑,乃至透露出反思西方物质文明的立场。这样的研究趣味,使得史华慈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其实少有共鸣者,他的结论既没有一般研究所表现出来的那般清晰与坚决,也与近代史学界对严复思想的认知存在云泥之别。或许可以说,史华慈的著作虽然早早被翻译为中文,但只不过被当作是众多海外中国研究的一家之言而已。如果不是史氏头顶上的“哈佛光环”,这本著作的命运想必会更为边缘。

  在闲聊中,林先生偶尔会谈及对史华慈思想认知的心路历程。当年他来美国探亲、访学,因为翻译柯文那本《在中国发现历史》而长住于此。虽然同在费正清中心,与史华慈常有接触,但并不了解史氏的研究,对其思想的价值更是没有意识。只是由于陪伴刘梦溪采访史华慈,林先生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身边有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因缘变幻莫测,就在之后不久,史氏却因病去世!

  在谈起这段“错失”的问学因缘时,一向平和的林先生总会有些激动,“美国学术界不了解史华慈的价值!他们在讣告中称史华慈为中国研究专家,不对!史华慈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反映出林先生与美国主流中国研究在视角上的差别。事实上,林先生也观察到,史华慈与其师费正清之间的学术风格存在很大的不同,他甚至认为,史华慈的许多文章读起来感觉就是直接批评费正清的!

  林先生是少于闲谈的,但也会不经意间谈起自己的早年经历。例如他与其兄林同济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这其中的细节,他曾写入那篇令人动容的纪念长文《“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与同济一起的日子》中。但另外有些趣闻,则只听林先生口头提起过,并没有在文中读到。当年因抗战而远赴重庆,辗转于中央大学与复旦大学就读,他曾陪兄长林同济去探访过熊十力。不知林同奇是哪方面得到熊的称许,为了表示对他的认可,还踢了年轻的林同奇两脚。谈起这“突如其来”的两脚时,林先生边说边笑。或许他对这样大名鼎鼎的狂狷学者,多少有一种既尊敬又觉有趣的感受吧。

  不过,回忆并不全然是令人欣慰的。每当提及在国内的岁月,林先生会说,“我荒废了差不多四十年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什么都不敢思考。”正是这停滞空白的四十年,使得他直接从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界跨到退休之后的哈佛生活,因此他的问题意识、治学趣味,乃至他所欣赏的学者,都大抵上属于“老派”的风格。

  所谓“老派”,指的是林先生关心的,仍然是古来至今各个核心文明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人”是怎样的存在?虽然他并没有时间来系统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多是借着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来寻找他心目中的答案,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对牟宗三、史华慈的关注,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点燃了他早年的关怀,从此开启了一段新的思想旅程。

  对当时正处于“精神迷途”的我,能够与林先生相遇,向他请益,学问上的收获自然是无疑的,但是更令我感觉共鸣的是,他在日趋僵化的学院生活中给我展现了一位纯粹的“寻道者”的生命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和Rhodes教授都是在以他们的治学、思考为我未来的学院生活指引了某种可能的方向。虽然他们治学的领域和我如今关注的学术领域没有太多关系,尽管他们当初在学术上的指导也似乎只留存一些吉光片羽,但是他们给我传递出的讯息是,这种精神的寻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特别的价值与意义。

  老人的生活是简朴而规律的,坐拥一块小池塘的阳台大概是他休息、放松的地方,一旦坐在那里,老人谈论的内容似乎才可以暂时远离史华慈。在那里,他会兴致勃勃地为我介绍为鸟儿喂食的投食器,也会问问我未来的学术计划等。我提起想在博士论文里把近代思想史中的“经世与修身”议题作一些深入的探讨,林先生一方面肯定这个选题的意义,也热心地给我提了许多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最终又不知不觉地绕回到对史华慈观点的讨论上。

  当时的林先生,已经完全沉浸在史华慈的精神世界中,这种沉浸,是在努力与被研究者一起思考,而在疑惑时,他也会尝试换不同的角度去向作者发问,当时的我,其实不经意地跟随着林先生去扮演一位“发问者”,尽管我的角色并不成功。

  林先生晚年虽然勤学好思,但文章著作并不多,尤其是去世前几年,或许是因为身体问题,我也没有看到老人有什么新作问世。如何去评价林先生的学术,作为后学,我没有资格妄加评判,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林先生从轴心文明关注的“人类存在”问题入手,去发展其晚年的治学道路。虽然他自己仍然停留在中国思想传统的脉络中,但却试图借着史华慈的眼睛,来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在我看来,他的身上并没有特别鲜明的“儒释道”色彩,但是多少又浸润着各家的精神气质。他是远离政治的,甚至感觉得出,他十分不喜欢具体的政治,但对政治的理念仍然是关注的;他的举止虽然也有一丝道家的“无为”气质,但却很喜欢谈论史华慈比较约伯与庄子对死亡看法之间的差异。他似乎更认同史华慈的结论,那就是庄子的“鼓盆而歌”,这种对死亡的超然态度,似乎有些太过容易了。

  离开波士顿后,我“狂热”地投入汉传佛理的学习和实践中去,并且渐渐开始有些理解佛教的意涵。在我与林同奇先生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几乎没有谈论过佛学,但他曾提过,史华慈本来准备深入佛学,但出于种种原因,并未进行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其实并未远离林先生的关切,只不过是沿着他未完成的探索方向继续走下去。

  在不经意的一次闲谈中,我提起林先生客厅中的一幅字,那是他最亲密的兄长——林同济写的。林先生告诉我,林同济晚年倾心道家,颇有出世之意。林同济在1980年造访伯克利大学的演讲结束时,讲了这样一段话,这也是他临终前的绝唱:“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将自己和宇宙关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林同济的字颇有飘逸灵动气质,却隐隐含藏拙趣,对文字的内容,当时并未细思。时隔多年,为了回忆当年与老人的一些交往片段,我翻出了当年拍摄的老照片,才注意到那幅书法的最后一句原来是——“乾坤混沌本无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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